昨夜23点就起床了，简单的梳洗后，拿着事先准备好的防护服行装，于零点坐上了去方舱医院的大巴，在这夜深人静的夜色里，只有满载医护人员的大巴在前行。窗外零下3度左右，大巴内外的温差导致视线模糊，这个城市是武汉，一个素有“九省通衢”之称的繁华都市，如今是静得让人心疼。
30分钟后，到达了体育中心方舱医院。我们5个医生按照最严格的隔离要求更换防护服。凌晨2点至8点，6个小时内，我们将对舱内所有病人进行观察治疗，配合我们的是18名护士。
在此次出征前，我从未到过武汉。面对新冠疫情的严峻形势，我很早就交出了我的请战书，我是一名重症医学科医生，我的职业就是“与死神较量”。
在我的记忆里，我已经记不清楚为多少患者抵挡过死神的镰刀。10年来，我在重症监护室里守护着一个个垂危的生命，我的想法很简单，就是“把病人救活”。我请战武汉，无惧生死，是因为我知道重症医学人的使命就是要到战役一线去，这里是我们与死神较量的主战场。
“小伙子， 我不要住在这里。小伙子，我真的很好，你是医生，我知道，你可以让我回家……”一位将近50岁的妇女走近我不停地央求；“你就帮帮我，我不想住在这里。”自从武汉政府实行“能收尽收，应收尽收”的政策后，有些确诊病例但是症状不重的被集中安置观察，于是这位大姐就从家中被安排到方舱隔离观察，很不适应，已经凌晨3点了，她还是不能安睡。
“大姐，你先坐下。来，我帮你检查下再说”，随着细心地问诊和检查，我明白这位患者此时最需要的是关心和信心：“大姐，现在你的身体还需要观察，外面天气很冷，这个时候回家万一着凉了可不好。我是江苏南通医疗队的小顾，我们不远千里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帮助你们。你放心，有我们在，你安心放心睡觉。有事你随时叫我。我们一起面对！”在我的安慰鼓励下，这位大姐渐渐平静，慢慢睡去。
天亮之时，她醒来就找到我：“我昨晚是想家了，小顾，谢谢你！你说的对，我不能给家里人添乱，我配合你。”
多年的ICU磨砺，早就练就了我一双敏锐的目光。接班后，我就表示“把比较重的和疑难的病人交给我来管理。”
一位32岁的男性患者引起了我的注意，凌晨2点以来，他的呼吸频率在增加，已经达到26次/分，体温已经达到39.8度，物理降温的办法不见效果，氧饱和度在下降，现在降到了90%。直觉不妙！现有的数据是核酸检测还没有出来，最初的CT影像提示“病毒性肺炎”。我立即与舱外的医疗队取得联系“病人最好马上转到有呼吸机的隔离病房”。舱外的医疗队二线班得悉我是重症医学医生，没有丝毫懈怠，马上协调将这位病人紧急转运至重症医院，无缝对接。
一同值班的队长郁智慧投来赞许的目光“单兵作战能力很强啊！怪不得医院对我们这些10年以上的少壮派寄予厚望，加油！”
在异乡，两个男人在全副武装的防护服下，对视了下，做了一个OK的手势，相信在厚厚的N95口罩下是安慰、鼓舞、欣慰的微笑。
凌晨4点，方舱内有547个病人。我和其他4位医生在分片巡视所管辖的病人，小心地行走，就怕吵醒好梦。病人一天天增加，除了查房、告知病情以外，必须克服现有的医疗条件，就是手写医嘱、手写药方、手写病历，带着双层手套的手要写的文字还很多。
用体育馆改建的方舱医院工作半径比较大，很多工作需要医护人员往返于病床和办公室、药房之间来解决，比如来回药房取药；医疗垃圾分类；设备归位；巡视病人后回到办公室记录等。忽然感觉脚有些麻木了，奥，是因为昨天刚下过雪，今夜已经零下了。
坐下休息的间隙，说真的，我想家了！
我想家里的“小男子汉”了，他一定很乖，听妈妈的话。
我想丹了，临出发时她说“我是警察，这次改我守后方，你打前锋了。”
我想父亲了，这个时候他一定告诉母亲“叶华去武汉了。”我知道母亲一定会流泪的，但是她一定会支持我！
想起哥哥说的那句话“叶华，我们爷爷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老党员，爸爸和我、丹丹都是党员，我们顾家就你不是党员了，你一定要按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去自己。做一个有担当的人，为国效力，这是顾家的家风。”
我会的！我一定会！守护好武汉同胞！等我凯旋回来！
